（中青院那几届本科生的素质很不错，思维活跃，后来有所下降。

第二，对我国法律体系的部门划分。《宪法》以外的宪法？ （一）宪制性人大立法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，有一定数量的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，其所涉事项主要为国家机关之组织、职权与运作，国家结构形式之骨干规则或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等。

主张民法应该是或实际是《宪法》实施法的声量渐长，原因主要在于——自觉或不自觉地——笼统强调根本法概念，于是，面对民法或其他部门法，某些学者从要求不抵触逐步过渡到要求充当规范基础，最终概念化为民法作为宪法的具体化或民法是宪法的实施法。这句话其实点出了《宪法》的两方面属性：一是规范实质上的根本性，二是法律位阶的至上性。他以三类人大立法来举例——关于国家机构及其职权方面的法律、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方面的法律、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的法律——并指出，国内学界（在彼时）既未认识到这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，也未承认其宪法渊源的地位。由于我国目前通行的英文中译一般不区分law与statute，所以，在译介英国宪法时，宪法性法律这个中文概念可能是指：（1）议会立法。在介绍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形式时，宪法性法律是一个行之已久的中译概念。

我们不能因为个别规范处于形式化/名义化的宪法之外，就否认其实质，或者用形式渊源概念（如法律决定答复等）去替换实质概念，这只会引发更多逻辑混乱。走出困境：一种实质主义的理论修正 （一）本文主张 本文认为，应该还《宪法》以本来面目，这是指，既不折损其应有权威、不阻绝其效力实现，也不要赋予其不能承受的任务。相关安排亦可以参照既有行政法学体系的研究成果。

现代行政活动领域极其广泛，涉及国家事务、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，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有行政活动的渗透，各个领域都需要有行政法加以调整。[xlvii] 参见同前注[18]，杨建顺书，自序第3-4页。[59] 王万华：《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2021年第4期，第107页。（二）行政法典化的限定性与开放性 行政法典化具有限定性和开放性，这是行政法典化具有容许性的关键支撑。

然而，完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任务迄今依然未能完成。[xxxii] 在现行有效的286件法律中（截至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闭幕），宪法1件，宪法相关法48件，民商法23件，行政法96件，经济法80件，社会法26件，刑法1件，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11件。

制定统一完整的《行政法典》可以也应当归类为行政法典化，是行政法典化的一种形态。即便是作为狭义的行政，也有多种多样的定义。应当以行政过程论为视角，全面建构并不断完善行政组织法、行政作用法和行政程序法、这种路径选择不仅对扎实推进行政法典化具有重要意义，而且对于全面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[xxxiv] 参见同前注[20]，万学忠、郭胜习文。

推动行政法典化有多种层次、多样形式。[lvii]有成熟的研究成果当然好，没有成熟的研究成果那就开展深入研究而推出成熟的研究成果。这是推动各项立法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。[lvi]这就要求行政法学跟立法学、政治学、行政学、财税学等临近学科，尤其是跟环境资源法学和经济法学以及未来法学进行融合与协作，吸纳其实证性或者超前性研究素材，拓展本学科的研究视野，丰富理论构成，提升政策法务水准，实现立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发展。

薛刚凌：《行政法法典化之基本问题研究——以行政法体系建构为视角》，《现代法学》2020年第6期。一、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必要性 （一）行政法典化之多元内涵 笼统地讲行政法典化[ii]，其必要性是确定无疑的。

这方面的内容在行政法典化的诸多主张中似有被忽略的感觉，宜加以充实。因此，德国的行政法与民法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

由于对行政法地位之重要性和内容之广泛性认识不足，只给配置极度压缩的课程时间，这种制度设计的弊端可谓贻害无穷。在世界范围内，程序法模式已成为行政法法典化的通例。我已开始为之而工作，为此做出我的贡献。[60] 刘绍宇：《论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———德国经验与我国探索》，载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21年第1期，第53页。参见余凌云：《行政法讲义》（第三版）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6页。[50] 梁凤云：《直接制定行政法典的时机已经成熟》，载《民主与法制周刊》2021年第33期，第42页。

其三是完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。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法自身特点不允许，立法者的观念和能力不足，理论和实践的积累不充分。

该条规定明确了行政许可的初心，对于行政许可法治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。而且，行政法的法典化不应仿效民法典的模式和体例，也不要试图构建整全性的、实体法意义上的行政法典。

[xxiii]这就不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行政法典化的多层性、多样性和滚动发展性。因此，法国的行政法与民法不存在渊源关系，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迥然不同。

[xxxviii] 基于上述认识，可以将限缩法典说定义如下： 所谓限缩法典说，是指在承认行政法典化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，坚持问题引导立法，立法解决问题的价值导向，以各个击破的方法论，聚力于行政组织法、行政作用法、行政程序法等个别法规范的制定和完善，朝着行政法规范不断完善的方向持续努力的行政法典化。而得不到优化发展的行政法典化，有时候会成为法治的羁绊。[11] 王万华：《行政程序论》，载于罗豪才主编：《行政法论丛》（第三卷）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56页。其二，亟待制定能够真正树立和维持其权威的《行政组织法》。

在行政法典化的名义之下，制定行政法总则或者行政法典，制定行政基本法或者行政法通则，行政法典化或者行政立法的法典化，等等，各种表述所强调的侧面或者视角并不完全相同。探讨行政法典的容许性这个问题，须确立完整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这种视角。

摘要:  行政法典不是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历史累积，而是功能主义的制度构建，是一种自我限缩的特殊的法典化形式。[xxvi] 参见姜明安：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》，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，第60页。

[15] [德]莱布尼茨：《人类理智新论》（下册），陈修斋译，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，第231页。[xxxiii]即使将行政法典化限缩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，依然要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和长期性。

[xxiii] 杨海坤：《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探析》，载《江海学刊》2002年第5期，第118页。[27] 奥托·麦耶于1885年出版的《德国行政法原理》以及于1895年出版的《德国行政法》，将纷杂不一的行政学原理有系统地 [28] 赵宏：《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》，载《法学家》2015年第3期，第53页。无论是实务中的行政法体系，还是学理上的行政法学体系[xi]，都可能成为行政法典化的基础或者参考。不编撰行政法典才是遵循了行政法本身规律。

在情感上，我也真切希望能够有一部《行政法典》。这种必要论可行论也该好好反思、反省了

（主要有：《法治、人治、礼治之辩——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课堂讨论》，《上海政法学院学报》2015年第2期，14000字。但此时已完全放弃，毕竟我最希望的是能够做科研，做好科研，教学管理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，当我知道自己已经具备了科研能力时，我当然要把精力集中于此，全力以赴。

但开始觉得累，不再像2004年那样单纯地就是快乐，而是在感到七分甜的同时，也体味到了三分苦。）在这次会议上，上海交大学报的刘小荣编辑听了我的发言后向我约稿，于是回京后7月又马上写了《宪法中的国家权力》。